沉缸酒

“名片”琐记

整理名片，发现这些年我收到的名片竟也有一二千张。

改革开放之初，我记得到机关里来办事的人是不递名片的。大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名片才盛行起来。

据载，在纸张发明前，古人使用的“名片”叫“谒”，拜访者将自己的姓名写在竹片或木片上。到了东汉末期，“谒”改称为“刺”，竹片和木片也改为纸。到了唐宋时期，“刺”改称为“门状”、“名帖”。现在所见到的明代“名帖”，长方形，一般长七寸，宽三寸，递帖人的名字写满整个帖面，以示谦恭和尊重。名帖上名字写小会被视为狂傲。到了清代，“名帖”才被称为“名片”。官小者使用的名片较大，官大者使用的名片较小，以此表明地位不同。到了近现代，名片改手写为印刷，开始平民化。

现在印名片，到店铺订制便是了，未必注意到名片的形状与大小是根据黄金分割率。这是民国时期从西方传进来的。西方人认为用黄金分割率切割成的长方形是最美的。

交换名片，是一种礼节，也有利于工作。只要留意一下，会发现职位越高的人，名片内容越简单。有的名片，除了印上职务和姓名外，只有一个办公室电话号码。根据这个号码你打电话过去，十之八九是找不到人的，因为职位高的人往往忙于开会，或者忙于出差。当然，在圈子里，在领导那里，还是很容易找到他的，因为他们知道他另外的电话。“大哥大”刚问世时，手机还未普及时，许多人虽有大哥大、手机，职位也未必高，但他不把号码印在名片上，为的是省钱省麻烦。需要让对方找自己不难时，或表示自己对对方的信任，才把手机号手写到名片上。职位低者，厚道者，名片上不但有办公室电话，还有家里电话和手机号。有的人职位和知名度未必低，但名片内容很多，甚至对折或三折，印了许多头衔，这并不纯粹为了表现自我，也是为了社会交往，或为了自我肯定。例如，新加坡著名企业家、作家、学者周颖南，他名片上的头衔密密麻麻十多个。我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参观过专为他设置的“周颖南文库”。他与叶圣陶通讯达一两百封，叶圣陶评其作品“清新隽秀”，季羡林说他是个“奇人”。这样的人，国内外知名度都很高，但不影响到其名片上的电话号码与地址的详尽。

一般地说，名片是一种礼节上的应酬，实际利用率不高。我收到的名片，日本名片、香港和台湾名片皆不下百张，新加坡、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名片也很多。它们反映了厦门与这些国家、地区交往的频繁。交往中，不乏热情的客人，一再邀请你和你的领导、同事有机会到他们那儿走走看看。然而，若不是工作需要，仅凭一面之缘，再联系便显得不甚妥当。时过景迁，礼节上的话不可当真。记得一个菲律宾华人，他三次带菲律宾少年团访问厦门，都是我和处里的同事接待。他第一次来厦门时便信誓旦旦，要在菲律宾与我们相聚，我一笑置之。后来，我们处的同事到了马尼拉，前后隔若干天打电话过去，他家里人都说他出国去了。虽不巧，却在情理之中。有人总结出一类人，他们需要你时，热情溢于言表；当你需要他们时，他们拒人于千里之外，据说百试不爽。

名片，绝大部分只是摆设，许多名字已完全陌生，许多人像貌已经淡忘，有些则模糊不清，或张冠李戴，但我还是保留着它们。毕竟，家里不至于狭窄到容不下那薄薄的一张纸。更何况，有一些名片，会牵动遥远的记忆。

第一次知道加勒比海诸岛国有一个名字很长不大好记的小国——特立尼达和多马哥，是因为接待该国《每日快报》主编欧文·巴蒂斯特伉俪。博茨瓦纳大使马腾骥（Edwin T.Matenge）的名片则使我回忆起他对厦门市南乐团的南音表演满怀深情的评价。78岁的阿根廷努涅斯教授的留言我至今记忆犹新：“在我离开厦门之际，内心充满激动和感激之情。我在这里获得了十分宝贵的经历，令人难忘，更丰富了我在阿根廷教授中国文化的知识。厦门的天然美景使我万分激动，的确给诗人们以灵感……同时我还感受到这个经济特区的脉动，相信它将对贵国的发展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。”因评《红楼梦》而成名的李希凡，鲁迅的孙子周令飞，文化部副部长、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，文物专家郑孝燮、罗哲文、黄景略、杨鸿勋，作曲家谷建芬，陶铸的女儿陶斯亮等等，他们的名片都联系着我一段往事、一段工作。

整理名片，想起有些人已经作古，有些人已经退休，有些人已经高升，更多人萍水相逢后不知所向，心中不由得弥漫一种淡淡的惆怅。人世间没有不散的筵席，更何况仅是邂逅，仅是相逢，仅是短暂的接触！

2008-6-16